陈都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对这个新的社会、新的国家有着相同的期许——“不但有新的政治、新的经济,而且有新的文化。”而这一新气象也极大地鼓舞着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在面对根植于乡村传统中的旧年画的时候,甚至发出“和旧年画竞争,为群众夺回阵地”的豪言壮志。然而,新年画运动除占据美术理论方面的高地外,始终没有在年画的数量和质量上取得优势。早在1954年,周扬就此问题认为:“在北京的同志很容易忘记一点:我们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今天人民解放了,但绝大部分还是生活在封建文艺中,在这一点上,人民的精神上还是没有解放。”但是,经过十余年的文化改造,时至1966年,旧年画也并没有因为集体经济的稳固以及乡村商业网的式微而走向颓势,文化的惰性依然使得戏曲、妇女、娃娃题材在农村中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不能不说新年画运动没有取得预想中的胜利。现在看来,其失败的原因可归为两点:
其一,群众不喜欢新年画。新年画除了内容、形式不像传统年画那样喜庆、吉利之外,关键还在于,大量的新年画作品只是将政治进行程式化、概念化地表现,难以引起人们真正的兴趣。周扬对此类问题也十分不满,他曾说:“有些作品反映‘大跃进’只是反映了‘大跃进’的浪花和渣滓,枕套上都写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能叫人失眠嘛!”新年画画家试图通过领袖人物、生产建设、科教文卫等其他题材表现人们与政治的关系,但依然呈现出普遍的僵硬化,缺少艺术性。而对于当时的创作环境——“我反映运动,我政治行”,问题的根源也许还不是年画作者没有意识到必须寻找现实中的原型,进而提炼出艺术典型,创作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而是如周扬所言:“现实发展快,政策变化多,任务时时有,文艺老在后面追,追不上,就有‘疲于奔命’之势,又因为是‘赶任务’‘赶现实’,急就章不免标语口号。这种情况,从客观上说,是反映了革命斗争发展迅速而又复杂,反映斗争的紧迫,文艺不能适应这种情况。”
其二,政治力量渐次地退出新年画运动的领导位置,保守思想逐渐形成市场。虽然相关研究表明,新年画运动于1954年左右开始中道衰落,与艺术家返回到各自所熟知的领域有关,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周扬所作的大会报告,提出保障文艺工作者的“选择题材”“表现形式”“个人风格”的自由。由此文化艺术界逐步形成了一些“无关”的题材、形式、风格,如山水画、花鸟画,这些创作对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的积极意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而有关花鸟画的共识在客观上也影响了年画创作。1957年5月14日,茅盾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会上所致祝词,就批评了要求花卉翎羽也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的做法。而在他的遗作中,可更加清楚地看到对此问题的认识,“要‘推陈出新’,应先‘百花齐放’,山水、人物、工笔、写意……配合政治,教育意义等等,有直接,有间接,不能要求艺术的每一作品都是直接配合,画了拖拉机,当然很好,但也画了花鸟,山水,不能因此就批评它脱离了政治。”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周扬、茅盾等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指导思想,但这种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类似于1949年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的文件,以进行政治挂帅,而是意图在文艺界内部自行开展,也就是周扬在很多重要的会议上所反复强调的,比如1954年,中共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百花齐放’就是自由竞争,‘推陈出新’就是让群众、让历史来判断,好的花就开下去,不好的花,开一下就完了。”又比如1960年,在第三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为了扶持新生事物的成长,为了防止思想僵化,我们应当提倡活泼的自由争论的风气,提倡敢想敢做的风格,鼓励人民群众的创造性,鼓励作家和批评家在创作上和理论上的革新勇气和独创精神。”
由是可见,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政治挂帅下,虽然产生了诸如《新中国的儿童》、《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农民与拖拉机》等名作,但新年画运动在面对频繁的政治运动时,大多数作品的风貌逐渐僵化,致使群众不喜欢、专家不点头、领导不满意。所以,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早期,在促进文艺创作的多元、繁荣的大政方针下,党和国家不再用具体的行政命令加以指示。茅盾在反对政治、行政干涉文艺创作之时,也不是以一个领导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用“秃笔”和“杂文”进行反击。但是,在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下,有相当一部分新年画工作者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惰性时,认为群众的要求是固定不变的,年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只需降低为仅满足人们装饰上的要求即可。而这一保守的观点也并不局限于年画画家,比如1957年,由当地文联协助下恢复生产的桃花坞年画,甚至刊印了为农民所习惯欣赏的“美人”窗条,那么这种思想在一些干部领导中也可谓是颇有市场。
针对这一现象,虽然在“文艺界、思想界自由辩论和群众批评”的双轨模式下,采用了“创造上的自由竞赛”和“批评上的自由讨论”的方法,但美术界并没有遏制、转变年画工作者中的保守思想,这就直接导致传统的戏曲、妇女、娃娃题材在农村中保持了压倒性的优势,同时,也促使相当一部分艺术家从新年画运动中退出来,返回到了各自所熟知的艺术领域。
(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助理馆员)